陕北民歌是陕北地区的传统民歌，分为劳动号子、信天游、小调三类。劳动号子包括打夯歌、打硪歌、采石歌、吆牛歌、打场歌。信天游分为高腔和平腔。这些自成体裁又各具特点的传统民歌，都从各方面反映了社会生活，唱出了陕北人民的苦乐和爱憎，并且当社会制度根本改变的时候，民歌的内容和形式也随着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反映在内容上表现了新的社会生活和新的人物形象，同时也使各种体裁具有了新的意义。

2008年6月，陕西省榆林市、延安市申报的陕北民歌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陕北是民歌荟萃之地，民歌种类很多，当地俗称“山曲”或“酸曲”。主要有信天游、小调、酒歌、榆林小曲等二十多种，其中以信天游最富有特色、最具代表性。

陕北民歌昂扬着黄土地上泥土的芳香，流淌着黄河儿女最通俗的词汇和最亮丽的激情。她是我们黄土地的母语和家园，更是我们黄土文化的特色和精粹。

陕北民歌有她鲜明的地域特征：接地气、大气、美气一土得掉渣、大得雄奇、美的撩人。这种既通俗又亮丽的特色足以使其站在歌坛圣殿之上，用小调小曲宣泄黄钟大吕之势。在陕北，人们的喜、怒、哀、乐哪一种情感，都可以用民歌的形式来表达。无论是站在崇山峻岭之巅，还是走在弯弯曲曲的山道里，或者行进在一马平川的大路上，到处都可以听到顺风飘来的悠扬歌声。这就是陕北民歌。

“女人们忧愁哭鼻子，男人们忧愁唱曲子。”实际上，陕北无论男女老少都喜欢民歌。黄土高原上，既有婆姨们如泣如诉的低婉吟唱，又有后生们的“拦羊嗓子回牛声”的高歌回荡。陕北，是民歌的世界，民歌的海洋。

陕北民歌反映社会生活内容十分丰富。现在所流行的陕北民歌，大部分产生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40年代，既有反映社会变革的内容，也有“长工歌”的内容，反映陕北人民对封建统洽阶级的压迫、剥削的反抗，特别是革命历史民歌，是一批珍贵的革命历史资料。

像著名的《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等，是很有价值的。但是，在8000余首陕北民歌中，这类作品毕竟是少数。多数作品反映的是平淡的人平淡的事。

例如：小媳妇想娘家，大姑娘盼出嫁，女娃算卦，吹鼓手迎亲，出门人思念家乡，年轻人谈情说爱，夫妻吵嘴逗趣等。还有，石匠们用歌声来装饰那单调的石锤声；农民们用歌声驱逐寂寞和忧愁；赶牲灵的人将那悠扬的歌声洒满崎岖的羊肠小道；多愁善感的小媳妇用歌声倾吐心中哀怨，这些基本上是抒发感情的。

此外，陕北人还用民歌形式来为日常生活服务：货郎用歌声来叫卖，农民用歌声来祈雨，逢年过节时用歌来庆祝、娱乐，男婚女嫁用歌来举行仪式，喝酒时用酒歌来猜拳，用歌来进述历史故事，用歌来搞社交，用歌来记叙重大历史事件，男女青年用歌谈情说爱，用歌来记叙新人新事，甚至上坟哭灵也以歌代哭。乃至丑闻千里，以歌传之；奇人怪事，以歌颂之。

在8000首陕北民歌中，反映爱情生活、婚姻问题，或与这个内容有关的作品，占全部民歌的80%。被誉为劳动人民代表作的信天游，反映的几乎全是这个内容。因此，信天游又被说成是“爱的海洋”。

陕北人平时最爱唱的民歌是情歌。旧社会青年男女恋爱、婚姻不能自主，他们只好用歌声来表达对封建婚姻的不满和对爱情的追求。由于自然条件等原因，从前陕北经济落后，农民生活艰苦，男人成群结伙到外省给人揽工，即‘走西口”。丈夫临走之前，妻子多方叮咛，娓娓动听，情意绵绵，抒情色彩极浓。

陕北民歌是陕北地区的传统民歌，分为劳动号子、信天游、小调三类。劳动号子包括打夯歌、打硪歌、采石歌、吆牛歌、打场歌。信天游分为高腔和平腔。这些自成体裁又各具特点的传统民歌，都从各方面反映了社会生活，唱出了陕北人民的苦乐和爱憎，并且当社会制度根本改变的时候，民歌的内容和形式也随着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反映在内容上表现了新的社会生活和新的人物形象，同时也使各种体裁具有了新的意义。

　　2008年6月，陕西省榆林市、延安市申报的陕北民歌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陕北民歌流传于榆林延安的山坡、沟洼、田野、村落，是世世代代的陕北地方劳动人民“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用拦羊嗓子回牛声吟哼吼喊出的山野之声、里巷之曲。陕北民歌的历史可追源到古代巫歌和祭祀秧歌调，并与古来有之的春节“闹红火”的习俗紧密关联，如绥德出土的汉代画像石中有乐舞百戏和秧歌的内容，可见当时陕北歌舞已经盛行，民歌必然随之滥觞。

　　民歌是最简便的艺术形式，它随着陕北人民的劳动生活和陕北的历史以及民俗活动而诞生，并留传至今。如《脚夫调》的曲调只有三个音，是较为原始的反映陕北人民劳动生活的信天游山歌。再如《调兵曲》反映了清代顺治五六年间，满清政府镇压回民起义的史实。20世纪30年代以前，陕北民歌是陕北人民依照自己的生活与习俗，在耕地、赶脚、放牧、喝酒、过节、盖房、祝寿、婚丧嫁娶、庙会等生活场景里，触物生情，即兴编唱出来的，逐步形成了高亢、豪放、粗犷、悠扬的风格，寄口头传唱而流行，靠集体编创而繁盛，从不同侧面反映了陕北人民的生活、历史沿革和社会变迁。

　　1935年毛主席率领的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后，陕北成了中国革命的指挥中心。此时陕北民歌主要反映“闹红”，土地革命、抗日战争等内容，形成革命历史民歌。1942年兴起的大生产运动和新秧歌运动，对陕北民歌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在大生产运动中，佳县、绥德、米脂、清涧等革命老区人民，积极响应边区政府的号召，大规模、有组织的移民到人烟稀少、土地较多的延安地区，开梢林、垦荒地，其中许多人以后就定居延安各地。移民们将许多民歌和民间艺术带到延安。如《东方红》原名《移民歌》，歌中唱到“佳县移民走延安，一定要开老南山，不过几年再来看，尽是一片米粮川”。再如横山说书艺人韩起祥到延安后，说新书、唱工农，受到毛主席赞扬。陕北民歌经革命文艺工作者的采集和改编，出现了《东方红》、《翻身道情》、《绣金匾》、《拥军秧歌》等一批响誉全国的陕北民歌。有人说陕北民歌“唱红了天”，这是指《东方红》唱出了时代的心声，表达了亿万中国人民敬爱毛主席，跟着0闹革命求解放，建设新中国的决心。有人说陕北民歌“唱出了一个新天地”，这是指《翻身道情》以鲜明的特色，将陕北民歌的影响力、感染力演绎到了极致，“大家团结闹翻身”成了引领当时时代的共识，陕北人民唱着《东方红》和《翻身道情》迎接了新中国的诞生。这一时期除了革命民歌，又有了《三十里铺》、《赶牲灵》、《黄河船夫曲》、《跑旱船》、《五哥放羊》等许多精曲陕北民歌相继问世。1952年中央歌舞团在绥德县数千名歌手中精选了三十多人，组建了陕北民歌合唱队，使陕北民歌有了国家级演唱团体，让陕北民歌不仅唱响了中国大江南北，而且享誉国际舞台，这在我国民歌发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至文革前，榆林各地民歌演唱活动非常活跃，以至许多村镇成了远近闻名的“民歌村”，以绥德为中心，各地出现了许多著名艺人，他们有的参加全国民间文艺汇演，有的被音乐院校聘请任教，有的以后成为专家、教授。陕北民歌的曲目，有的被改编为民歌管弦乐曲，有的被改编为电影音乐，有的成为音乐院校的教材。总之，1935年以后至1965年是陕北民歌的红盛期。

　　文革期间，陕北民歌被禁唱，只有《东方红》如同第二国歌被中央广播电台每天播放。1975年以后，陕北民歌逐渐恢复演唱，1979年榆林民间艺术团赴省、赴京演出，受到广泛赞誉，并被摄入电影艺术片《泥土芳香》中，1982年文化部专调榆林民间艺术汇报演出团赴京进行示范表演，对遏制当时国内艺术界崇洋媚外思潮，起到重要作用，并推出了王向荣、郭云琴等一批民歌演唱家和优秀民歌手。1985年地区正式成立民间艺术团，并连年出国演出，陕北民歌再度唱响国际舞台。从80年代始至90年代初，完成了陕北民歌集成工作，共收集各类民歌八千多首。改革开放以后，各种陕北民歌演唱会和赛事，在榆林频频举行，不断涌现出陕北民歌演唱优秀人才，并在全省、全国大赛中频频获奖，特别是2006年陕西省陕北民歌大赛中评选出的“十佳歌手”均属我市籍选手，这在建国以来的民歌赛事中，尚属首例。可以毫不夸张的说，陕北民歌的源头、主流在榆林，榆林民歌是陕北民歌的代表。

　　陕北地区是中国民歌荟萃之地，民歌种类很多，当地俗称“山曲”或“酸曲”。主要有信天游、小调、酒歌、榆林小曲等二十多种，其中以信天游最富有特色、最具代表性。

　　陕北民歌昂扬着黄土地上泥土的芳香，流淌着黄河儿女最通俗的词汇和最亮丽的热情。她是我们黄土地的母语和家园，更是我们黄土文化的特色和精粹。陕北民歌有她鲜明的地域特征：土气、大气、美气一土得掉渣、大得雄奇、美的撩人。这种既通俗又亮丽的特色足以使其站在歌坛圣殿之上，用小调小曲宣泄黄钟大吕之势。

　　在陕北，人们的喜、怒、哀、乐哪一种情感，都可以用民歌的形式来表达。无论是站在崇山峻岭之巅，还是走在弯弯曲曲的山道里，或者行进在一马平川的大路上，到处都可以听到顺风飘来的悠扬歌声。这就是陕北民歌。“女人们忧愁哭鼻子，男人们忧愁唱曲子。”实际上，陕北无论男女老少都喜欢民歌。黄土高原上，既有婆姨们如泣如诉的低婉吟唱，又有后生们的“拦羊嗓子回牛声”的高歌回荡。陕北，是民歌的世界，民歌的海洋。

　　代表作品

　　全国闻名的曲目有《走西口》、《赶牲灵》、《兰花花》、《推炒面》、《五哥放羊》、《刨洋芋》、《绣金匾》《黄土高坡》等。

陕北民歌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